“花开盛世——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展”汇集了中国美术馆藏花鸟画精品一百余件，将中国宋元以来的花鸟画发展脉络通过具体作品集中展现与梳理。展览分为三部分：第一部分展出宋、元、明、清的花鸟画作品，以陈容、边景昭、夏昶、沈周、吕纪、陈淳、徐渭、周之冕、蓝瑛、朱耷、恽南田、高其佩、华喦、高凤翰、李鱓、金农、黄慎、郎世宁、郑燮、李方膺、边寿民等书画家的花鸟画精品为代表，体现了绘物之精、状物之妙、体物之情、写物之神，展现了中国人观察自然的特色视角与抒情写意的独特方式;第二部分展出近现代花鸟画作品，任颐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陈师曾、于非闇、徐悲鸿、陈之佛、刘海粟、潘天寿、林风眠等艺术家或立足传统，或以西润中，或中西结合，或依中而变，致广大，尽精微，将花鸟画的构图、色彩、笔墨、内涵不断拓展变革，也使花鸟画的抒情性、表现性、象征性、文化性得到新的发展;第三部分展出当代花鸟画作品。通过展出的当代作品可发现，正是在传统基础上，当代画家们向民间艺术学习，向史前艺术取经，向西方现当代艺术巡礼，推动不同画种、画材、画法、画境的交叉结合，使当代花鸟画百花齐放、争奇斗艳。

　　1、(宋)陈容，云龙图，绢本水墨，112.5cm×48.5cm，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此幅南宋画家陈容所绘的《云龙图》由邓拓先生于1964年捐赠给国家，现藏于中国美术馆。陈容，字公储，号所翁，福唐(今福建福清)人。生活于南宋后期，生卒年不可考。南宋理宗端平二年(1235年)中进士。中第后曾在临江军(治所今江西清江)任副职，后调任国子监主簿，最后任莆田(今福建莆田)县主簿。

　　画龙题材自古有之，然而真正使画龙成为专类，则是五代、两宋时期董羽、陈容等画家的出现，此时以画龙名世的画家不在少数，因此《宣和画谱》专辟龙鱼门，其中以陈容画龙最为知名，世称“所翁龙”。《图绘宝鉴》卷四记其“善画龙，得变化之意，泼墨成云，噗水成雾，醉余大叫，脱巾濡墨，信手涂抹，然后以笔成之，或全体，或一臂一首，隐约而不可名状者，曾不经意而得，皆神妙。”据各种文献著录陈容画龙作品50余幅，但至今传世的仅有数本。

　　《云龙图》以水墨绘一龙腾于云天之中。章法上为自右上向左下取势，龙体在盘旋中呈“S”形，动感十足。龙首微抬，须发喷张，有傲临天下的昂扬之气。龙爪强壮有力，龙体或隐或现于烟云之间。烟云的泼染与龙体用笔形成有力对比，烘托出叱咤风云、蓄势待发的龙貌。画面右下角落“所翁”款。

　　2、(明)吕纪《牡丹白鹇图》，184 cm×99.8cm，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吕纪(约1439-1505)，浙江鄞县(今宁波)人，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代表人物。他的这幅《牡丹白鹇图》上部刻画斜出的数支桃枝，上面盛开朵朵桃花，粉白可人。三只鸟雀栖于枝干，姿态各异，唧喳鸣叫，充满闹春的活泼之意。下部湖石间有白、红牡丹竞相争艳。立于湖石上的白鹇成为画面中心，它双目圆睁，俯看石下雉鸟，其尾羽在牡丹衬托下显得华美劲健。整个画面营造出喜庆欢快、吉祥富贵的气息，体现出典型的皇室审美趣味。

　　3、(明)徐渭《墨花图》局部，31 cm×466cm，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徐渭(1521—1593)，绍兴府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，明代著名文学家、书画家、戏曲家。此幅《墨花图》卷全以水墨绘就，描绘雪中的苍松、劲竹、芭蕉、梅花、菊花、兰花、牡丹等，堪称杂花荟萃，其他空间加以奇石穿插。背景为淡墨渲染，烘托石上及杂花上所积白雪。此卷突出地显示了徐渭惯以草书入画的特征，潇洒灵动，水墨酣畅，挥洒淋漓，肆意纷飞。画卷后有徐渭大段题跋，以行书题就，矫健多姿，气概非凡，款署“天池山人”。在现存徐渭杂花图中，描写雪意的并不多见，此幅气韵超拔，墨分五色，各种植物的特征以寥寥数笔，简括写出，形神兼具，生动爽劲，览之如清风拂面。

　　4、齐白石《菊花雄鸡》，1927年，99.5 cm×46.4cm，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齐白石(1864─1957)，祖籍安徽宿州砀山，生于湖南长沙府湘潭(今湖南湘潭)，中国现代书画家、篆刻家。此幅《菊花雄鸡》中，菊花白瓣黄蕊，雄鸡红冠黑羽，杂以棕羽。此鸡右足收起，迈开左足，正在菊花下闲庭信步，怡然自乐。白石老人描绘秋菊的笔法散淡而轻松，刻画公鸡则变以生拙质朴的落笔，将它的厚重沉稳描绘得颇为到位。鸡的身态以及眼中的神气表达得亦为传神，并将一种诙谐幽默的气息传达出来，体现出白石老人对于乡间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。他在画面右上部题曰：“借山吟馆主者乘兴挑灯作。”可见白石老人灯下作画的勃勃兴致。

　　5、徐悲鸿《芭蕉黑猫》，1937年，108 cm×54.9cm，中国画，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徐悲鸿(1895-1953)，江苏宜兴人，中国现代美术的一代宗师，以画马驰名国内外。他的动物画善于捕捉动物最为传神的瞬间，除了马，他的猫也很有代表性。据徐悲鸿之子徐庆平先生回忆，为了观察猫的娇敏，将猫画得传神，徐悲鸿家里甚至同时养过8只猫。“虽然父亲每天下班后特别累，但他还是坚持坐在躺椅上，一边拿着乒乓球跟猫耍着玩，一边观察猫的神态和动作。”其猫画或托物寄兴，或用以酬答友人。1937年，徐悲鸿创作了《芭蕉黑猫》，画芭蕉之下，一黑猫趴在石头上，回首凝望。笔墨几乎全以没骨法画成，虽然处处运用的均是黑墨，但是结构之处的交待没有丝毫含糊，可见其笔墨驾驭之功力，十分洗练，神情毕现。

　　徐悲鸿曾在赠徐志摩《猫》上题诗曰：“志摩多所恋爱，今乃及猫。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，而去其爪，自夸其于友道忠也。”此画的创作时间距1929年4月二徐关于西方现代艺术“真伪”“是非”的论战不到一年，可见学术上的争议并不影响二人之友情。1933年，徐悲鸿还赠《猫梦图》给吴湖帆。1940年，徐悲鸿为廖静文画《猫》《树上》等画猫作品。徐悲鸿自己曾说，人家都说我的马好，其实我的猫比马好。譬如，1934年，在天目山写生途中，徐悲鸿曾问学生们：“我的画，什么最好?”有人说“马”，有人说“雄鸡”，唯有杨建侯说“猫”，徐悲鸿称赞杨建侯有眼光。

　　6、潘天寿《松鹰》，1948年，148.8cm×47cm，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潘天寿(1897—1971)，浙江宁海人，中国现代画家、教育家。他擅作指画，意在用指墨画达到笔墨的审美新高度。潘天寿《松鹰》为其指墨画名作，充分体现其艺术追求，足见其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艺术水准。鹰的全身由淡墨平涂而毛羽丰茸，一片化机，淡而弥永。它那眈眈俯视的雄姿，神俊不凡，生气勃勃。全幅布局突出鹰主题，不多着墨，只配上两根松枝和一块岩石，余皆空白，宽广的空间不着一笔，这是“天高任鸟飞”的典型环境，意趣之高，正在笔墨之外。

　　中国画注重“神”，顾恺之首先提出“以形写神”。潘天寿对“神”有独到的见解：“顾氏所谓‘以形写神’者，即以写形为手段，而达到神之目的也。因写形即是写神。”故他所画的一花一鸟，无不神采如生，蕴含着蓬勃的生命力。画中不加雕琢，一气呵成的鹰表现了“超以象外，得其环中”的艺术魅力。这种“不似之似似之”的手法，正是比现实更美、更高的“神似”范例，尤其用浓墨点成的眼睛，突出于全身的淡墨中，放射出光芒，证实了不仅画人，画鸟也同样可以“传神写照，尽在阿堵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