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山红遍 层林尽染(中国画)李可染 1963年 69.5ｘ45.5cm 中国美术馆藏

　　万山红遍 层林尽染(中国画)李可染 １1964年 135.5×85cm　北京画院藏

　　今天再看李可染的代表作品《万山红遍 层林尽染》(后简称《万山红遍》)，有一种亦真亦幻之感，作品中词人的豪情与画家的意气相互交融，山水意境与人生感慨相互印证，也让我们看到词人与画家之间的情感共鸣。

　　《万山红遍》取自毛泽东1925年离开长沙时写的词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虽然这首词中满是豪情壮志，但是其实写作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既崭露头角又面临困难的时期。《沁园春·长沙》中，可见作者的豁达态度和对未来的憧憬，作者以一种积极的、浪漫主义的形式回答了自己内心的疑问与彷徨。

　　有趣的是，这首词发表于1957年01月的《诗刊》，李可染创作《万山红遍》这幅画是1962年，这时的李可染已经55岁，他既不是“同学少年”，也显然比“书生意气”要成熟得多。虽然一生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波折，但是对于一个出生于贫农家庭并且父母皆不识字的孩子来说，李可染的发展可谓顺风顺水，他在艺术水平精进的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可能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，李可染也会惊叹于自己的机缘造化：他曾经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读书，并考上了杭州国立艺术院，还得到了校长林风眠的赏识。在重庆，他又得到了徐悲鸿、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的赞赏。1947年，他正式被齐白石收为徒弟，同年又拜师于黄宾虹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李可染被中央美术学院聘为副教授，他勤于教学，钻研画艺，云游写生，后来李可染和少数几位画家更是得到可贵的出国机会——赴德国写生。李可染的绘画还得到捷克斯洛伐克(今捷克和斯洛伐克)的认可，并在那里举办了展览、出版了画册。总而言之，和同时代许多命运坎坷的艺术家相比，李可染生活和创作都是一步一层楼。

　　但是这只是表面的现象。在游历写生之后，这位以西画入手、以国画立命的艺术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声音，其中之一就对他的积墨法的非议。李可染在1962年创作的《万山红遍》是一种对这种非议的回应。由此看来，在这件作品中很难说李可染是几分写词意，几分自抒怀了。

　　1963年06月，孙美兰在《美术》杂志上发表《万山红遍 层林尽染》，表达了对于这件作品的赞美之情，同时《美术》杂志还用一整页刊登了这件作品。然而即使《万山红遍》受到广泛的赞誉，但是在次年２月，《美术》杂志又刊登了署名为清彻的《评价作品要恰如其分——对〈万山红遍 层林尽染〉一文的意见》，文章的言辞非常尖锐，如“实际上，不少同志看过画后感觉画面虽也画了一些山头，但由于纵深处理和向四面伸张的感觉不够等种种原因，并没有表现出山势的沉厚，也没有表现出开阔的空间感和群峦叠嶂的宏伟气魄……”虽然说艺术欣赏是各有喜好的一件事情，然而这篇匿名的文章与孙美兰文章的针锋相对还是显然易见的。

　　在这样的文艺浪涛之中，艺术家难以置身事外。其实正如他的好友华君武对他的评价：“可染同志在艺术上是胆大的，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，他又不免胆小。”确实，纵览李可染发表过的言辞，他是非常谨慎的，这是一位没有怎么说过什么出格话的画家。除去他早年的一些活动以外，他的为人处世非常深思熟虑、沉稳大度。在是非面前的进退两难是李可染难言的苦衷，相信此时的李可染更能体会词人毛泽东在《沁园春·长沙》背后的复杂心情——在别人看来李可染是人生赢家，然而出身贫寒、日夜辛劳，又因为自己的才华遭人言语，李可染的心境与1925年的毛泽东如出一辙。

　　《万山红遍》共有７个版本，第一次和第二次创作是1962年、1963年于广东从化翠溪宾舍养病时完成的，其中1963年创作的《万山红遍》后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，而1964年，李可染在北京西山八大处创作室中一共创作了五幅尺幅不等、各有不同的《万山红遍》，其中有两张比较大，这两张较大的《万山红遍》中就有一张藏于北京画院。

　　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五幅作品精确的创作时间，但是通过题跋可以知道至少有三张是创作于《评价作品要恰如其分》这篇文章之后，例如北京画院的这张上有题跋：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。可染。”另一张流于海外，曾在香港《名家翰墨》第26期第47页发表，题跋为：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。一九六四年秋九月写毛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，可染。”而最后一张更是李可染应荣宝斋之邀，为新中国成立15周年国庆又画了一大幅，此幅右上角题为“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一九六四建国十五周年大庆，可染写主席词意于北京西山”。

　　为什么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创作《万山红遍》？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，比较多的解释是这些作品虽然相似，但其实是艺术家对同一题材同一范式的不断调整和完善；也有学者指出，因为画家正好在这一时期从故宫得到了半斤乾隆朱砂。

　　《沁园春·长沙》作为毛泽东早期诗词的代表篇章，一经发表就传颂于社会各界，实际上这也不是李可染第一次以毛泽东的诗词为创作题材，从早期的《六盘山》开始，这一创作主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。李可染还在许多文章中谈及毛泽东的诗词，见解也很深刻，例如在《漫谈山水画》中他就写道：“毛主席的诗句，也是意境很深的，如十六字令三首，每一首都是写景，每一字都是说山，但每一首、每一字又都充分表达了人的思想感情。”而且“毛泽东诗意画”也不是一个个别现象，其他的艺术家如傅抱石等也有许多这方面的作品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如果我们说李可染在画《万山红遍》时对于毛泽东诗词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和研究，这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。

　　或许我们今天看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和李可染的《万山红遍》，有趣之处就在于种种的巧合与默契。如果说在红色年代看《万山红遍》感受到的是其中的革命热情，今天再看这件作品，更能感受到作品背后有血有肉的情感。